公文写作是需要有文采的

公文写作是需要有文采的

写者厌倦,看者皱眉,这是当前公文写作中相当普遍的现象。四十年前,毛泽东曾大呼:看文件简直是一场大灾难!御览公文尚且如此,下面的情况可想而知。更为严重的是这一沉疴的顽固性,从五十五年前毛泽东反对党八股至今,“癔三”家族绵延不绝,以致不少人认为公文本该枯燥无味

何以如此?公文缺乏文采,确是一个重要原因。最近北京市秘书学会召开的理论研讨会上,大家对公文文采问题作了深入探讨。本文就此谈几点看法

公文写作是需要有文采的

其一,公文应该有文采,笼统地说,这是无须争辩的。

古代的、现代的公文中,都可以找出颇具文采的篇章,也正是这文采,才使它们流传至今。那末,是否所有的公文都要有文采呢?显然,并非如此。公文是一种职业文书,不少是例行公务文书,譬如任免干部的决定、召开会议的通知、内容较为单一的请示和批复,都是不必要求文采的,辞达而达而已。因此笔者认为,公文的文采,应是一种倡导,不宜作为普遍的规定。看看古今浩瀚如海的公文,真有文采的,不过九牛一毛而已,“九牛”中,大概相当—部分公文是不必要求文采的

古代曾有“文笔之辨”,就是将文学性的作品称之为“文殷实用性著作称之为“笔”。南梁时的萧统说:“善为章奏如伯松,若此之流,泛谓之笔。吟咏风谣,流连裒思者,谓之文。”(《金楼子立言》)

文笔之辨主要体现于两点:一是“文”,需具有辞采,即形式美,如“绮靡”、“有韵”、“遣言贵妍”、“音声迭代"、“综辑辞采”、“错比文华”等,均为“文”的特点。二是“笔”,即实用性作品,则只求把观点和事情落实于文字,而不讲究阅或读时的语言形式美,即所谓“审其巧惠,笔端而已、"盖以立意为宗,不以能文为本文

“文笔”之说,是为了区分两种文体的特征。但不能说实用性著作就绝对不能具有文采,古代公文中有文采的并不少见。西晋李密的《陈情表》、诸葛亮的《出师表》,就是典型一例。如《陈情表》中的名句,“日薄西山,气息奄奄,人命危浅,朝不虑夕“、“茕茕子立形影相吊”、“生当陨首,死当结草”等等,为古今人士津津乐道。如今,公文的种类、体式较之过去丰富多了,机关工作中还出现了些“准公文”,或称事务性文书,如简报、总结、信息、调查报告等,虽也属公文范畴,但毕竟不同于法定公文即“红头文件”那样有定的格式要求,可以而且应该写得活泼一些,写得“文采”一些。即便是法定公文的写作,也不是完全不能有文采,只是不宜—概而论、普遍要求罢了。大概正是由于这一点,在中办、国办关于公文的规定中看不见有关“文采”的要求。

公文写作是需要有文采的

其二,公文的文采究竟是什么?

这是需要探讨的。因为过去写公不重视甚至不提倡文采,我们在这方面的实践又毕竟太少,以致当代公文中颇具文采的范本极为少见,这就很难对“文采”作出全面准确的阐述。就探讨而言,笔者赞成会上一些同志的观点,公文的文采不仅体现在语言辞藻的华美上,还体现在思想内容、篇章结构、语言个性上。正如人的神采,不仅在外貌,还有言谈举止所体现出来的内在气质

古人认为,文童的美包括形式美和意蕴美,而形式美本于意蕴美要以意蕴美为本。如梁朝的文学理论家刘勰说:“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;文采所以饰言,而辩丽本于情性。故情者,文之经辞者,理之纬;经正而后纬成,理定而后辞扬,此立文之本原也《文心雕龙》《情采》)刘勰所说的“情”,即意蕴情理,文章的观点立住了,辞藻才能飞扬。他还说:“情理设位,文采行乎其中。”这就是说,文采依附在深刻的思想内容上,华美的辞藻救不了思想的肤浅。

文采,当指文章的丽采,按照晋代陆机的《文赋》说,则是文章的立意、遣词、音声三方面“若五色之相宣”。但若文体不同,譬如文学如诗赋的文采与公文文采,其特征应是有差别吧。文学讲斑斓、深美,公文讲简约、清晰,我曾写过一篇文章,题目就是《公文以简为美》。有关诗赋文采已有不少论述,而公文的文采有何待征呢?如毛泽东提出的文章《三性》即准确性、鮮明性、生动性,准确性当然是第一位的,公文的文采必须以准确性为前提,鲜明、生动、简约可否列为公文文彩特征呢?说到这里不免想到,文采与文风之间倒是密切相关的。文风包括公文写作的风格和风气两方面,风气有好有坏风格有雅有俗缺少文采也是文风不佳吧。结合公文写作的实际来说,笔者认为公文中的文采,大致说来,反映在如下几方面

(1)立意新颖精辟;

(2)言之有物有情(3)叙事论理明畅(4)材料精当新鲜

(5)文字少而精

(6)语言清新通脱

这几方面,既有文风又有文采方面的要求。孔子论正人君子时说质胜文则野,文胜质则史。文质彬彬,然后君子。”质:质朴文:文雅。意思是说一个人太朴实了就会显得粗俗,太文雅了就会显得虚浮,只有文质彬彬,既文雅又朴实才称得上君子。公文写作也要解决为质和文的关系,太平实了就会显得枯燥无味;太重文采了又会显得浮华奇巧。质与文的统一,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

公文写作是需要有文采的

其三,文采是公文发展的必然要求,也是一个很不容易达到的要求。

一是观念的转变很难,现在很多人(特别是领导同志)都习惯于公文这种平淡无味的面孔,你偏要笔蘸感情,偏要写出文采来,就难免一时不被接受。二是笔下生花也不易,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字能力,连平常的公文尚写不利落,怎能要求文采呢?三是要冒改革的风险。

对于公文文采,目前尚在探索阶段,探索中很可能搞出非驴非马的东西,要能承受失败的考验。

以上种种,最关键的是观念的改变,首先是秘书工作者思维定式的转变,要从陈规旧习的束缚中突破出来。试想古代的先民写公文并没有什么“条例”“办法”的,一条条的规矩,还不是近人慢慢总结出来的。记得我初读《共产党宣言》这部全世界共产党的纲领性文件时,迎头第一句话便是:“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着—共产主义的幽灵。”当时我蹬大了眼睛,以为是印错了。现在若写个宣言或公报之类,谁有胆子这样写?即使写出来也不会被通过。公文规范一下是对的,那是指文件外在的格式应统一。但如果照某些书要求的,每种公文规定好如何开头,如何展开,如何刹尾,甚至开头第一句话如何写都要做出规定,就太俚化了。

任何事物发展到至极就要走向衰落,古文的发展就是如此。至齐梁时代,骈文达到“寻虚逐微”的地步,“竞一韵之奇,争一字之巧”,贵轻艳,争靡丽,走上形式主义的道路,文风逐渐衰败。至中唐韩愈发起复古运动后,才使古文得以重新发展。后来实行科举,明代创出个八殷文,一时达到了读经作文的高峰,但同时,文章开始陷入公式化。八股文看起来整齐悦目,读起来铿锵倪耳,却就是堆砌词句,言之无物。清代学者袁枚对八殷股文评道:“读起来肩背高低,口角嘘唏;甘蔗嚼了又嚼,有何滋味?″(《随园诗话》)真是挖苦到家了。且举清末同治状元陆润庠的“八殷范文”,《五亩之宅树墙下》的一段

吾乃由衣帛推之,而知老者之心,有欣然者焉。高堂之原望多奢,曲植邃筐,每乐课家人之生计。乃者夕阳散乱,或负曝而游沃若之阴见夫缩版既成,条桑者应仓庚而出;浴川甫毕,饲桑者听戴胜而来其欣慰于娣姒之承欢者,固不独纤编之足以适体也,而养其身非即养其心哉!

吾乃由失肉推之,而知老者之意,有怏然者焉。耄耋之精神犹健牲牢埘桀,每乐睹物产之繁生。乃者日夕间观,或扶杖而数家珍之细见夫率场啄粟,雌伏者哺雏而呼群;硕大蕃滋,豢养者放豚而入笠。其愉快于物类之咸若者,更不独食甘之足以属餍也,而养其志何啻养其囗哉!

实事求是地说,这篇八股文还不算最坏,否则也不会被举为万千学子的楷模。但从这后二股的内容来看,严守八股文规范,上下股对仗匠气十足,不但字数相等,而且每一句的首字几乎相同。文字又多用《诗经》、《礼记》等经书中的僻字,内容空疏,所言毫无价值八殷文的腐烂气息犹可闻也。

八股一行,文风颓败,清代末年终被废止,到了五四运动时,文言文也在白话运动中寿终正寝。以史为鉴,目前机关公文若过分追求规范,搞得四平八稳,滴水不漏,形式化了,也必然走向衰退。现在出现的公文“写者厌倦,看者皱眉",“不经读,不入脑”等现象是不是“衰退”的兆头呢?这也许言重了,然而把问题看得严重些,对改变现状,达到公文让人爱读爱看,是大有好处的

有志于公文革新的同志,入手之处,当在深入剖析公文写作中的弊端,然后大胆地提出公文革新的方案,勇于实践,善于总结,使公文越来越具文采,既不失其功能,又令人爱看。

公文写作是需要有文采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