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文写作的党政信息采集研究能力

公文写作的党政信息采集研究能力

公文写作之前,必须掌握大量党政工作的信息,经过鉴别、筛选分析、综合,将相关的信息转化为公文的内容。信息的采集十分重要关系到公文写作的成败。一个写作任务到手,首先要知道采集什么信息,到哪里采集信息。文章写得好的人,都晓得收集信息材料的重要性。

公文写作的党政信息采集研究能力

胡适培养学生,首先是培养他们收集材料的能力,强啁写文章第须会找材料,要“上天入地,动手动脚”,翻遍书堆。马克思为写《资本论》,读了1500多种书籍,摘录了40多本笔记,光是收集材料先后用了20年时间。恩格斯为了写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》.不仅收集了所能弄到的各种官方和非官方的文件,而且到工人栖身的简陋住宅区,做了21个月的调查研究。

材料于写作就如同“巧妇为炊之米公文写作也是如此。通过调查情况或阅读资料,采集到全面、新鲜有用的信息,写作才有了坚实的基础。否则,写作起来就会一路艰难当信息材料到手后,研究是关键。

分析研究信息有两个目的是通过研究消化信息材料,不断明确公文的主旨,使之更鲜明、更集中,为进一步炼意定下基调。二是通过鉴别、筛选信息材料,转化成公文内容的组成部分。一殷来说,经过鉴别比较后选用的观点、事例数据等信息,都要进行归纳、综合、剪裁或改写,才能放进公文中去。

这些环节都要依赖于对信息材料的深入研究。

在信息采集研究能力中,很重要的一点,就是要有较强的采集和领会领导信息的能力。公文写作的的一个重要特点,就是它的受命性。因为,公文作为领导机关实施领导和管理的一种工具,其制文意图必然源于领导,只能是受命制文。如果秘书人员写出的公文不能准确体现领导意图,甚至违背领导意图,那肯定得不到领导的认可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,公文写作的首要问题,是秘书人员必须主动捕捉领导意图全面准确地领会领导意图,搞清行文的目的,掌握行文的背景。否则写作起来就会步履维艰,甚至反复修改多次,难如领导之意。所以公文写作能否成功,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写作者能否准确捕捉和领会领导意图。

公文写作的党政信息采集研究能力

公文写作的受命性有三种情况:

一是完全受命式,即公文内容完全由领导授意,秘书人员的任务只是将领导意图准确无误地表述出来。

二是有限受命式,即领导只交代公文的写作要点,而由秘书人员根据自己的领会去扩展和充实。

三是无限受命式,即领导只提出一个意向或题目,丝毫不涉及具体内容。从公文构思到文稿草拟,完全由秘书人员完成。

以上第一种情况较少出现,而后两种情况却是十分普遍的,秘书人员必须准确把握领导意图,才能完成好公文起草任务

特别是在第三种情况下,秘书人员要有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皮里的功夫,为使公文符合领导意图,须多方采集领导同志的有关讲话、批文章等信息。按着这个思路去提炼观点,充实內容。这样写出的公文才能得到领导的认可。如果缺乏采集研究信息的能力,就不可能胜任这样的写作任务。

1956年9月,党的八大召开前夕,毛泽东因筹备会议很忙,委托陈伯达起草大会开幕词。陈伯达认认真真地写了几大张纸,内容虽然全面但是缺乏力量和闪光点。毛泽东看后摇了摇头。这时候离开幕之日没有几天了,毛泽东就找来秘书田家英,说:“你来写吧,写得短些有力些。”田家英写了一通宵,第二天就交了稿。毛泽东看后赞许地笑了。

八大开幕式上,毛泽东的这篇不足2000字的开幕词,曾被43次热烈的掌声打断,甚至会后会议代表们还不断赞扬这篇充满“毛泽东风格”的开幕词。特别是其中一句话“虚心使人进步,骄傲使人落后”,脍炙人口。这件事颇令人深思。

公文写作的党政信息采集研究能力

论文笔,田家英并不如陈伯达他写的开幕词,之所以能得到毛泽东的肯定。

一是得力于他对毛泽东思想脉络的准确把握。田家英1948年当了毛泽东秘书后,他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当时能够找到的毛泽东蓍作中,摘录大量成段的论述,按专题编排了五大厚本,潜心研读。因此他对毛泽东思想和思维特点的熟悉程度,远远超过了陈伯达。

二是陈伯达接受起草开幕词的任务时没有具体的指示;而田家英却得到了毛泽东关于开幕词的写作意图(即短些,有力些),加上他平时对毛泽东讲话风格的了解,写作成就是必然的了。这个事例有力说明,秘书人员能否准确领会理解领导意图,是公文写作成败的关键。

现在大学里讲授一种后现代写作学,它主张写作时心灵自由、思维自由,只管自由地去写,没有固定的方向,没有事先设定的框架这种写作理念,对于公文写作是完全不适用的。因为公文写作是要体现领导意图,领导意图就是对写作方向的规定,秘书人员不可能脱离这个方向去“自由思维”。我过去写过一首打油诗:“公文姓公,笔不由衷。一朝令下,挥笔如风”,讲的就是这个意思